春运对讲机里的“晓洁”:穿梭广州南站的三道关与万家灯火

“晓洁,帮我拿个对讲机电池。”

“晓洁,6道有车变更过去,你去接一下。”

“晓洁,你带着药箱来三楼,有旅客突发疾病。”

整个春节,这样密集的呼叫几乎没停过——呼叫声从对讲机里一波接一波,把我整个春运期间的记忆都填满了。对讲机挂在腰间,电池一天要换两三块,刚扣上电池,“滴——”一声开机提示音还没结束,新的调度指令就跟着涌进来。

2026年春运刚刚落下帷幕,这是我在广州南站做客运员的第8个年头。八年里,我实实在在闯过了三道关。

第一道,是沟通关。

广州南站,是观察中国高铁、感受中国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。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推进,来往的外籍客商一年比一年多。尤其在广交会期间,站内对讲机里“注意加强外籍旅客引导”“请增派英语好的同事去B区候车室”的调度频率明显增加,日均接送外籍旅客接近3000名。高峰时段,问路的“洋面孔”甚至比中国旅客还多。

面对一张张急切的面孔,如果客运员连基本的英文问答都无法完成,对讲机里再密集的调度,也很难传递出温度。

刚上岗那几年,我的外语并不出众,每次对讲机里喊“有英文求助旅客,请速到×号检票口”,我总是习惯性地往后缩半步。但客运工作不允许退缩。我开始给自己“加码”:每天把对讲机、车次运行图和一本小笔记本一起塞进工作包,和红袖章、急救药箱一样,成了随身“标配”。

我给自己设计了一套贴合铁路场景的沉浸式学习流程:

  • 白天当班时,只要有外籍旅客来问路,我就先认真听,尽量用简单英文回答。等旅客走远,就赶紧在小本子上记下刚刚不会的词和句子,比如“transfer(中转换乘)”“entrance(出入口)”“ticket gate(检票口)”“luggage claim(行李提取)”等。
  • 中午吃饭、晚上收工回宿舍,翻开小本子,把这些高频短语一条条标上拼音和中文,再对照站内导向图,把“从哪儿问到哪儿”“该怎么指引”默默在心里过一遍。
  • 每次和旅客交流时,我会刻意训练自己“同步翻译”:旅客还在说,我就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把中文场景翻出来,再迅速组织最简短的英语回答句式。

对讲机里常响起“请注意,有外籍旅客在F区需要帮助”的提醒,现在只要一听到,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拔腿就跑。多年坚持下来,我已经能熟练应对各种英文提问。遇到赶去广交会的外籍参展商,我有时会拿出纸笔,按车站平面布局手绘一张简易指引图:从出站口到地铁入口,从地铁线路到会展中心换乘点,一条条画清楚,再配上简单英文说明,确保对方看得明白、走得踏实。

在高铁站这一扇“窗”前,我真切感到:国家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,客运员的知识也必须不断更新。常学常新,才能像中国高铁一样擦亮名片、领跑时代。

第二道,是应急关。

“晓洁,马上到东一检票口,有旅客晕倒。”

“晓洁,请支援A区问询处,有小孩走失。”

“晓洁,候车室人流激增,协助进行大客流管控。”

对讲机里每一条短促的指令,背后都是一件真真切切的急事。做客运员,每天的工作内容碎得像打散的玻璃:问路的、找孩子的、失物求助的、突发疾病的、协调候车组织的……我曾经做过一次统计: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,短短半天,同事和旅客一共找了我245次。那天对讲机几乎没有静音,肩上的工号牌还没捂热,就一次次被叫到不同的地点。

为快速响应,我给自己定了一条“铁律”:能跑就绝不走。如果对讲机里没有明确要求“就近人员前往”,我就主动按下通话键回应“收到,我马上过去”,然后一边调整对讲机音量到便于边跑边听的档位,一边小跑着穿梭在站厅和站台之间。一天下来,我的步数很少低于两万步。跑得快,看起来是腿脚功夫,实则是心里装着旅客:我们多跑一步,旅客就能少等一分。

但应急工作,不能只依靠“腿快”。对讲机调度讲究“有解思维”——提前把可能发生的问题想在前头,把应对方案做在平时,把物资和流程准备在手边,关键时刻才能做到“听令即动、动而不乱”。

我给自己建立了一套应急“随身配置”习惯:

  • 腰间对讲机固定在左手易操作的位置,音量保持在既能听清调度,又不打扰旅客休息的中高档位;
  • 上衣兜里放着几张卡通创可贴、小糖果和纸巾,既能应对小磕碰,又能安抚情绪;
  • 小包里常备一次性手套、简易纱布、一次性口罩和一个迷你药盒,方便在医护人员赶来之前先做基础处理;
  • 手机里提前下载好几部适合儿童的动画片,遇到小旅客哭闹、惊慌时,随时可以拿出来“转移注意力”。

那天傍晚的突发情况,我至今记得清楚:对讲机里突然传来紧急呼叫:“三楼候车区有旅客晕倒,疑似带小孩,请最近人员立即赶到。”我按下通话键回道“收到”,一边迅速拎起药箱往三楼跑,一边简单回应调度:“我到现场后再反馈具体情况,请通知医护做好准备。”

赶到现场,一名母亲已经瘫坐在座椅旁,眼睛半闭,3岁的女儿趴在她身上嚎啕大哭。候车大厅里,行李的滚轮声、报站声、对讲机里的指令声交织在一起,显得格外嘈杂。

第一步是稳住孩子。我立刻蹲下来,与孩子视线平齐,从兜里拿出一张卡通创可贴,轻声哄她:“你看,小猪佩奇来保护你啦,它最勇敢了。”孩子哭声顿了一下,眼泪还挂在脸上,却被那张粉色的小贴纸吸引了注意力。趁这一瞬间,我给同事打了个手势,让她先帮忙守着孩子,并通过对讲机简要汇报现场情况,请调度再次催促医护人员加快速度。

第二步是处理大人。我戴上手套,检查她的呼吸和意识情况,简单询问她是否有基础病史,同时让同事帮忙疏散周边人群,保持通道畅通,方便医护人员推着担架进出。为了防止小女孩再次情绪失控,我把手机递到她手里,调出提前下载好的动画片,一边让她看,一边轻轻拍着她的背说:“妈妈在休息,等医生阿姨来了就好啦。”

几分钟后,医护人员赶到,与我们快速交接。直到母亲慢慢恢复意识,小女孩还安静地靠在我怀里,小手攥着那张“小猪佩奇”。如果没有平时的思考和准备,这样的处置,很难做到既稳住孩子,又不耽误抢救。

还有一次,在节前高峰时段,对讲机里突然下达指令:“进站口客流聚集明显增加,请立即启动大客流应急预案。”我一边朝进站口快步走,一边在对讲机里抢答“收到,正在前往”,同时快速在脑海里梳理步骤:开启备用安检通道、增派人员引导分流、适时通过广播提示错峰进站、在候车室预留缓冲区域……正是平日里对预案流程反复演练,到了关键时候,我们才能在一分钟内完成工作分工:谁负责现场秩序,谁负责与派出所协调,谁负责对接车站调度,谁盯紧对讲机随时更新状态,整个团队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快速运转起来。

想得多、储备足、安排早,应急时才能反应快、处理好。

第三道,是情怀关。

这一关,是对担当的叩问,也是对“值不值”的反复自问。

今年,是我在岗位上度过的第六个春节。别人记忆里的“过年标志”,是热气腾腾的团圆饭、此起彼伏的爆竹声;而我的,是对讲机里此起彼伏的调度令,是行李箱滚轮在地面上划过的“嗒嗒”声,是凌晨第一趟高铁进出站时候车室里亮起的那一盏盏灯。

除夕夜,对讲机反而格外忙碌:车次调整、晚点接驳、重点旅客帮扶,每一条信息都需要有人接住。我的手机屏幕上,是父母发来的视频邀请:桌上摆着我从小吃到大的酥肉、丸子和热汤,父亲夹菜的动作有点笨拙,母亲一边给手机调整角度,一边唠叨着“工作忙就吃简单一点,别饿着”。看着屏幕那头红红火火的年夜饭,我的鼻子总会忍不住一酸,只能把情绪悄悄咽回肚里,对着父母笑着说:“现在挺忙的,等春运结束,我回去再给你们做一顿。”

挂断视频,我按下对讲机通话键的手更紧了一点——这世间最浓的团圆滋味,总得有人在幕后托举。我们守护的,不只是一个个站台,而是千千万万人回家的路,是无数家庭团聚时背后那条“看不见”的安全通道。

坚守,并不是单向的付出。温暖,从来都是双向奔赴。

那位曾被我帮助过的年轻妈妈,今年特意带着孩子来到车站。她站在熟悉的服务台前,有些拘谨地叫了我一声:“晓洁,还记得我吗?”等她把那天的情形一边回忆一边讲给旁边的女儿听,小女孩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小袋糖,怯生生地递给我:“阿姨,给你吃。”糖不多,包装也很普通,但拆开包装的一瞬间,我感觉嘴里甜甜的,心里暖暖的。

对讲机里一条条“请支援”的呼叫,是工作;然而,一个微笑、一声谢谢、一句“幸亏有你”,却是支撑我一次次接起对讲机、继续奔跑的真正力量。你温暖了别人的旅途,别人同样会温暖你的生活。

回望这三关:沟通关,让我不断提升服务的技能,把语言变成连接世界的桥梁;应急关,让我练就了处理难题的本领,在复杂多变中保持冷静与专业;情怀关,则让我一次次问自己“为什么出发”,并在坚守中看清“值得”的真正含义。

在广州南站,每一个看似普通的对讲机呼叫背后,都是一次责任的响应;每一条调度指令,都需要有人用脚步丈量、用心去落实。把平凡的事用心做,把用心的事坚持做,一以贯之、笃行不怠,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能散发光彩。

(作者为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南站客运员)
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26年03月24日 05 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