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5年4月9日的深夜，朝鲜咸镜北道，第六军团指挥部。
宋明哲上校推开了作战室的门，眼前的情景让他心头一紧——本该在加密电台前值班的特工金敏哲人影全无。电台的指示灯依旧亮着，桌子上放着一杯尚未喝完的茶，杯沿还带着微弱的水痕。他伸手摸了摸茶杯，发现还有温度。
“找到他！”宋明哲对身后的两名警卫低声命令，冷汗已经浸透了他的军装内衬。
一小时后，队员们在图们江下游三公里处发现了金敏哲的尸体。年轻特工的制服满是泥泞，口袋被翻得凌乱不堪，而他紧紧攥着的东西让宋明哲心头一紧。经过几番努力，宋明哲终于把那僵硬的手指打开，一枚小巧的金属徽章滚落在掌心——“606”的标志赫然可见。
那是护卫总局特种部队的标志。
宋明哲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这时，他腰间的军用对讲机响了起来：
“宋上校，政委召集所有团级以上军官，紧急开会。立刻到一号会议室。”
对讲机里的声音顿了顿，又加了句：“带上您的配枪。”
两年前的1993年10月，一个清晨，图们江的薄雾尚未消散。
第六军团作战参谋宋明哲站在齐膝深的江水中，指挥着士兵将木排上的俄罗斯罐头和柴油机零件搬上岸。江水冰冷刺骨，但此刻他的心情更为沉重。
“三十箱罐头，二十箱零件。”后勤部长金在焕不抬头地清点货物，口气平淡：“告诉俄国人，下次要加三成。”
身旁的中国商贩操着不流利的朝鲜语，调侃道：“这条江都快变成你们军团的摇钱树了。”
宋明哲沉默着，看着眼前的一切。作为一名职业军人，他的职责本应是在训练场上训练新兵，而不是在边境充当走私商。然而，现实却是：苏联解体后，朝鲜失去了主要的外援来源，国家陷入了经济困境。
“没有油，就用铁锹；没有外汇，就用武器换粮。”这是军团政委李镇淑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回到军团部，宋明哲翻开账本，记录着当天的交易。正当他忙碌时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政委李镇淑大步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两名警卫。
“明天的安排怎么样？”李镇淑没有多说，直截了当。
“上午有一批紫菜和明太鱼发往沈阳，下午接收中国的农机零件。”宋明哲简洁地回答。
李镇淑点了点头，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国香烟，递给宋明哲一支：“明哲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但记住，我们是在为五万弟兄找活路。”
宋明哲接过香烟，却没有点燃。他注意到李镇淑身后，年轻的通讯参谋金敏哲低着头，认真地记录下政委的每一句话。
“中央那些官员，坐在平壤办公室里，知道我们边境部队的困境吗？”李镇淑深吸了一口烟，“粮食配给减少，燃油只够用三个月，士兵们连完整的靴子都没得穿。”
宋明哲沉默不语，心中清楚，政委说的并非空话，但他也知道，军团的经济依赖着这场大规模的边境贸易。而这份财富，虽然保障了部队的生存，却和朝鲜普通民众的困苦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在清津市，宋明哲曾亲眼见过，市民们在粮店前排队三小时，才换得半碗高粱。而在军官食堂里，午餐则是猪肉和白米饭。
这种反差在军官们心中埋下了不满的种子。
那天夜里，宋明哲接到命令，前往军团部会议室。推开门，他发现除了政委李镇淑，还有第二师师长朴成国、后勤部长金在焕，和几位陌生的面孔。
“这位是韩国来的特使。”李镇淑淡淡地介绍了一位穿着中国服装的中年男子，“他给我们指了条明路。”
宋明哲心头一沉。与韩国特使接触，显然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，而是严重的叛国行为。
“要么全体出去，要么一起完蛋。”李镇淑环视着在场的每个人，声音低沉而坚定。
1994年初，金永春大将接替了原军团长的位置，成为第六军团的新领导。金永春时年五十九岁，出身贫寒，曾参加过朝鲜战争，以严格治军和忠诚于领袖闻名。到任第一天，他便给了第六军团一个下马威。
凌晨四点，紧急集合的号声震彻营地，金永春冷眼看着士兵们混乱集结的场面。直到最后一支队伍报告集结完毕，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分钟。
“这就是第六军团的战备水平？”金永春的声音清晰响亮：“如果是战争时期，你们已经全军覆没。”
李镇淑站在一旁，脸色阴沉。此次紧急集合，金永春绕过了他，直接向值班参谋下达命令。
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金永春与李镇淑的矛盾日益激化。金永春要求严格的军事训练，削减经商活动；李镇淑则以“保障部队供给”为由，继续扩展边境贸易。
1994年7月，金日成去世，整个朝鲜陷入哀痛。可是，在第六军团的内部会议上，李镇淑却对亲信们悄声说道：“变局意味着机会，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。”
随着金正日接管政权，开始对军队的权力进行收紧。第六军团的官兵们对此极为不满，特别是那些已经习惯了富裕生活的军官，他们无法接受重新回到以前艰苦的日子。
一天深夜，宋明哲被金永春召见……